中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


（财税技术援助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借款人）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下称银行）于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５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
　　（Ａ）借款人对其与国际开发协会（协会）于本协定签订日同一天签订的《开发信贷协定》附件二中所描述的项目可行性和优先性表示满意，请求银行对本项目给予资助；
　　（Ｂ）借款人还请求协会就本项目筹资提供额外资助，协会在《开发信贷协定》中同意提供一笔本金总额相当于一千六百八十万个特别提款权（ＳＤＲ１６，８００，０００）的这种资助（信贷）；
　　（Ｃ）借款人和协会希望，在可行的范围内，信贷本金对本项目支出的支付应优先于本协定中明确的贷款本金的支付；及
　　鉴于银行已同意，特别以上文为基础，按照本协定所规定的条件和条款向借款人提供本贷款；
　　为此，本协定的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通则；定义
　　１．０１节　银行于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出版的《世界银行贷款及担保协定通则》（下称《通则》）及其以下需改动部分，是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部分：
　　（ａ）删去３．０２节中的最后一句；
　　（ｂ）将５．０１节中的第二句修改为：“除非银行和借款人另行同意，不得就下述情况提款：
　　（ｉ）非银行成员国领土上的费用支出、采购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
　　（ｉｉ）为支付某国国民或企业，或进口任何货物，如果根据银行所知，上述支付或进口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做出的决议所禁止的。”
　　（ｃ）将６．０２节中原有的（ｋ）段改读为（１）段，增加的新的（ｋ）段读为：“（ｋ）一种特别情形已经出现，即任何从贷款帐户的进一步提款，与银行协定条款中第三条第三节的规定不一致。”
　　１．０２节　除上下文另行要求外，《通则》和《开发信贷协定》中的若干词汇，均在其各自的文本中作出了相应的解释，而“开发信贷协定”一词系指借款人与协会于本协定签订日的同一天为本项目签订的协定，该协定可随时修改，该词汇还包括协会于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出版的《开发信贷协定通则》以及《开发信贷协定》的所有附件和协议。

　　第二条　贷款
　　２．０１节　银行同意按照贷款协定所规定或提及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一笔以多种货币计算的总额相当于二千五百万等值美元（￥２５，０００，０００）的贷款，其数额为银行按借款人每次提款当日的汇率折算的提款金额之和。
　　２．０２节　本项贷款资金可根据《开发信贷协定》附件一的规定，从贷款帐户中提款，用于支付已发生的（或，如银行同意，亦可支付将发生的）、《开发信贷协定》附件二所述项目所需的、并应从本贷款资金中支付的货物及服务的合理费用。
　　２．０３节　关帐日应为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或由银行另行规定的更晚的日期。银行应及时将该更晚日期通知借款人。
　　２．０４节　对于尚未提取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三（１％的３／４）的年率按时向银行交付承诺费。
　　２．０５节　（ａ）对于已经提取但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个计息期的利率按时向银行交付利息，每一计息期的利率为前一个半年所确定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加上百分之一的二分之一（１％的１／２）。在本协定的第２．０６节规定的每个日期，借款人应支付上一个计息期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该笔利息是按该计息期内适应的利率计算的；
　　（ｂ）银行应根据实际可能，在每一个半年期终了后，将该半年期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尽快通知借款人；
　　（ｃ）在本节中使用的：
　　（ｉ）“计息期”系指本协定第２．０６节中规定的每一日期以前的六个月时期，包括本协定签订日所在的最初的计息期；
　　（ｉｉ）“核定借入款成本”系指银行在１９８２年６月３０日以后已经提取而未清偿的借入款部分的费用，由银行合理确定并以年百分比表示。银行借入款部分不包括银行分配给下列资金的这类借入款或部分借入款的费用：（Ａ）银行的投资；（Ｂ）银行在１９８９年７月１日以后可能发放的、其利率不根据本节（ａ）段确定的贷款；
　　（ｉｉｉ）“半年期”系指日历年的前六个月或后六个月。
　　（ｄ）银行若在某一确定的日期对本节（ａ）、（ｂ）和（ｃ）（ｉｉｉ）段进行如下修改，则应至少提前六个月通知借款人：
　　“（ａ）对于已经提取而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季度的利率按时交付利息，该利率为前一季度所确定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加上零点五个百分点（１％的１／２）。在本协定第２．０６节规定的每一个日期，借款人应交付上一个计息期未偿还的贷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该笔利息是按照该计息期内所适应的利率计算的。”
　　“（ｂ）银行应根据实际可能，在每一季度终了后，将该季度的核定借入款成本通知借款人。
　　“（ｃ）（ｉｉｉ）‘季度’系指从每个日历年的１月１日、４月１日、７月１日、１０月１日开始的３个月时期。”
　　２．０６节　利息和其它费用应每半年交付一次，交付日为每年的１月１日和７月１日。
　　２．０７节　借款人应按照本协定附件规定的分期偿还时间表偿还贷款本金。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３．０１节　（ａ）除本节（ｂ）段的规定外，《开发信贷协定》的第２．０２节（ｂ）段、第３．０１节、第３．０２节和第４．０１节及其附件一、二、三、四和附件五均为本《贷款协定》的组成部分。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上述几节和附件二、三、四修改如下：
　　（ｉ）“协会”一词应读作“银行”；
　　（ｉｉ）“信贷”和“信贷帐户”读作“贷款”和“贷款帐户”；
　　（ｉｉｉ）“本协定”一词应读作“《开发信贷协定》”。
　　（ｂ）除非银行另行通知借款人，在《开发信贷协定》中规定的任何一部分信贷资金未完全提取过程中：
　　（ｉ）协会根据本节（ａ）段及第２．０２节（ａ）段所列举的本《开发信贷协定》的任一条款、任一节以及附件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包括给予的核准在内，均应看作是以协会和银行的共同名义或代表双方而采取的行动和给予的核准。及
　　（ｉｉ）借款人按照本《开发信贷协定》任一条款或其附件向协会提供的一切资料或文件，均应被看作是向协会和银行双方提供的。

　　第四条　生效日；终止
　　４．０１节　在《通则》第１２．０１节（ｃ）段的含义范围内，特规定以下条款作为本贷款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即除与本协定生效有关的条件外，《开发信贷协定》生效的所有先决条件均应已得到满足。
　　４．０２节　兹确定本协定签字后９０天为《通则》第１２．０４节所要求的日期。
　　４．０３节　如果《开发信贷协定》的终止日早于本协定的终止日，本贷款协定涉及到的《开发信贷协定》中规定的有关条款，应在借款人与银行之间继续具有充分的效力。

　　第五条　借款人的代表；地址
　　５．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３节的规定，借款人的财政部部长被指定为借款人的代表。
　　５．０２节　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１节的规定，兹确定如下地址：
　　借款人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三里河，财政部　　１００８２０
　　　　　　电报挂号：　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电传号：　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银行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特区　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Ｈ街１８１８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电报挂号：　ＩＮＴＢＡＦＲＡ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电传号：　１９７６８８（ＴＲＴ）　２４８４２３（ＲＣＡ）
　　　　　　　　６４１４５（ＷＵＩ）或８２９８７（ＦＴＣＣ）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正式授权代表，于上述规定的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哥伦比亚特区，以各自的名义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授权代表　　　　　　　　　　主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副行长
　　　　　李道豫　　　　　　　　　　　　　　拉塞尔·奇塔姆

　附件：　　　　　　　　　分期偿还时间表

　　　　偿还日期　　　　　　　　　　　　　　偿还本金金额（以美元表示）※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　　　　　　　　　　　　　　５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　　　　　　　　　　　　　　５３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　　　　　　　　　　　　　　５５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　　　　　　　　　　　　　　５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　　　　　　　　　　　　　　５９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　　　　　　　　　　　　　　６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　　　　　　　　　　　　　　６３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　　　　　　　　　　　　　　６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　　　　　　　　　　　　　　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　　　　　　　　　　　　　　７０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　　　　　　　　　　　　　　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　　　　　　　　　　　　　　７５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　　　　　　　　　　　　　　７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　　　　　　　　　　　　　　８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　　　　　　　　　　　　　　８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　　　　　　　　　　　　　　８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　　　　　　　　　　　　　　９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　　　　　　　　　　　　　　９６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　　　　　　　　　　　　１，０３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　　　　　　　　　　　　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１，１９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１，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　　　　　　　　　　　　１，２７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　　　　　　　　　　　　１，３１５，０００．００

　　※本表所列数字相当于按各提款日确定的等值美元数。见《通则》第３．０４节和４．０３节。
　　提前偿付的贴水
　　根据《通则》第３．０４节（ｂ）的规定，对提前偿还贷款本金可能交付的贴水应按下列提前偿还时间所对应的贴水率执行：

　　提前偿还时间　　　　　　　　　　　　　　　　　贴　水　率
　　　　　　　　　　　　　　　　　　　　提前偿还日适用于贷款的利率
　　　　　　　　　　　　　　　　　　　　　（以年百分比表示）乘以：
离到期不足三年　　　　　　　　　　　　　　　　　　０．１５
离到期超过三年但不足六年　　　　　　　　　　　　　０．３０
离到期超过六年但不足十一年　　　　　　　　　　　　０．５５
离到期超过十一年但不足十六年　　　　　　　　　　　０．８０
离到期超过十六年但不足十八年　　　　　　　　　　　０．９０
离到期超过十八年　　　　　　　　　　　　　　　　　１．００
环境诉讼藏的哪了

潘佳
    从几件小事谈起。不久前在金瑞林老师的追悼会上，偶尔听到了吕忠梅老师，王树义老师身边朋友们的两句环境诉讼的讨论，于是想起了几年前吕忠梅代表在两会上的提议，建议公益诉讼的建立。据说，近几年的两会上收到的提案中总少不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影子。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实践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地方规定也有的将检察官纳入规范范畴。事实上，个人意义上的公益诉讼，环保部门提起的公益诉讼实践我们一直在期待。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建设性的批评不在少数。客观的评价，我们的相关制度和时间都有了进步，如果和日本，美国比较，但就环境诉讼的案例就少得可怜，更别说公益诉讼了—
一个美国朋友，从北大法宝搜索，看到近三年的环境诉讼的数量后惊叹道，你们的环境纠纷这么少。我直接转移话题向他求教美国的环境诉讼问题—
前两天，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发短信，问问他们市那里去年有什么典型的环境诉讼案例。他的回答很淡定。有，只有一起，是我们市那里环保局长被打的案子—
数量问题出在哪了？如果你要归咎于环境诉讼的制度障碍，公益诉讼个体的制度障碍多有强词夺理之嫌。如果你要说是司法的功能障碍，接不接招，执不执行也不是他们说了算。你要找环保部门说理，他也很尴尬，于是乎就找着替罪羊了，体制（政府）。似乎一切环境资源问题，包括环境纠纷的解决都是体制惹的祸，都是部门利益，权力边界，责任承担的矛盾。接下来，千篇一律的改革措施相继根基，什么问题都需要综合协调部门来管，来承担。反正纳税人的钱随便用，资源随便调配。改来改去，汤还是汤，药还是药。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我们习惯于拿美国，日本乃至我们实力相当的巴西，俄罗斯说事。看看他们的机构有多么精简，中央及国家部门数量是多么少。别忘了，再往下数一数，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复杂程度不亚于我们。不过是第一步他们迈的小点，我们大点罢了。终究还是要精简机构的，对于经意发动全身的但各部门改革，取其不变之道，设综合协调来协调姑且算作短期的妥协罢了，能源法迟迟不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并非否定体制的效果，只是这个东西谈多了我们容易束缚住，为什么一个通知了三十年的计划模式主宰了这么多年，始终跳不出来，计划前就没问题了么。市场化革命的一切问题似乎都是前一个三十年的问题。如果毛主席活着的话他都不会承认吧。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不过是法制运行的传统文化障碍。正如贺卫方老师所言，行政机关的作用没能分离精神教化，我们的所谓早已习惯于他们的熏染。文化障碍的讨论很多，大多归咎于制度外因素，人伦关系社群关系以及情理事理法理的能动运动。基于此，不少人拿出来办法对付传统文化的老毛病，什么新思想，新文化不绝于耳。官方听得也不少，他们真不知道么，是不屑于知道，也无所谓知道。从一定角度，迫于“体制”文化的惯性，寻求法外之道确实为一条良策。可问题终究是要落实在制度的，转化进体制的。抛开文化的视角，我们看看当前的环境纠纷的解决。
环境问题出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中国人第一个说会起诉的。找政府成为首选，企业则次之，最后才是法院。检察院，人大就更不会有人过问了。如果自己切身利益受到直接损害尚且遵循如此逻辑，如果作为仅仅吸一口高碳空气，喝口高碳水的可以忍受的“旁观者来说,就凑合过吧，还能忍，或许会有人管的。我国联邦行为主义的权力架构，省政府的权力实则最大。省的一纸文件可以决定县区是法院系统的接案权，处理权，执行权。如果省级缺位，下级政府的角色会替代过来。再加上同级政府的压力，利益纽带的牢固，环保部门已经疲于应付，再加上法院的闭门不迎，当事人的要么根本不知道环境问题还能起诉，要么动力逐渐被强大的行政成本内化了。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普遍性，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使得地方政府害怕起诉，一旦问题普遍化就认为会导致群体性纠纷，在老百姓认为中央的合法性最高的基本假设下，唯一同上的路径被打压下去，想要社会民众心理平衡不造成新的纠纷是不可能的。观念的陈旧就很可的，中国人是长于私下解决纠纷的，善于私聊的，情理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化，一旦正式化，规范化就“伤和气”，伤了双方和气，伤了上下级的和气。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重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于是，所有事件一旦牵涉人数过多就有伤稳定大雅，就不和谐，就得注意政治倾向。这种思维模式，把大多的合法利益宣泄直接堵住，结果是不稳定的利益表达，做贼心虚的心理不要仅仅埋怨政府，换做你我，谁都逃不了那个圈。多少满坏豪情的赤字进入政图不被中庸了，多少忠肝义胆进军学术圈不被攀比功利了，好比着急上班人多时你还希望自己上车，好不容易上来了因为又一个人拥挤你不想让他上来一样，角色心理束缚难以摆脱。渐进式的改革总是充满教科书式的教化色彩，卡看历史纪年表。每一次世界历史推进，哪一次中国的进步是渐进的，++无不充满了（此处略去20字）
环境问题的解决压力不光给了环保部门，更多的给了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下的作秀色彩浓厚，如果拿内外成本收益，眼前与长远利益来说事，这样的秀，也是值得的。责任这个词在公有制环境下总到有感情色彩，似乎享受权利者就应该，责任和利润是成正比的，那么政府作为最大的利益群体和垄断组织，政府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在？现如今，在中国谈政府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奢侈品。几十年前，有少数学者关注马基雅维利，弗兰西斯-培根，马克思韦伯的作品里都有谈到政府的社会责任。现如今我们习惯于政府的垄断和公务服务政府责任的侃侃而谈，在还弄不清政府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时，就大谈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明星社会责任，富人的社会责任，就理论研究者关注度而论，些许有些遗憾---
政府是习惯玩文字游戏的，于是解释法律，宣传法律，倡导环境正义的重任往往抗在ngo，媒体，学者身上。政府也有偷着乐的时候，你们说你们的，反正我装糊涂，该怎办怎办，实在不行另行对策。发了一顿牢骚，我们回顾三十年的环境法制历程，反思中国环境诉讼的发展演变，成绩是显著的，体制内的东西需要内外合力一点点解决，想贺卫方老师的一句话，忍辱负重的死才可贵。作为我们每一个民众，应保持基本的理性，用合法的方式解决环境纠纷问题，体制的变革，观念的更新，随着政治生态新鲜活力不断注入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