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纠纷/刑事纠纷/犯罪/刑事案件
内容提要: 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相比具有外延闭合性、解决的严格规范性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处于隐性状态等特征。刑事纠纷不同于犯罪、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但又有密切联系。刑事纠纷可以按照关系的不同属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有助于促使人们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并能为反思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视角。


纠纷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协调关系，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产生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民事法领域内民事纠纷的存在及其称谓已获广泛认可和民事司法制度致力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同，在刑事法领域内，由于涉及国家追诉犯罪与刑事法律的特殊性质，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并未得到确立，刑事司法制度以国家与被追诉者的对抗为主线，以处理刑事案件为中心，解决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尚未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重点。然而，作为人类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活动。[1]刑事纠纷理应作为与犯罪、刑事案件等并列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刑事司法制度也应当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作为重要任务。鉴于此，笔者拟对刑事纠纷这一概念进行解析，为完善刑事司法制度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功能提供理论上和基本范畴上的支撑。

一、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

犯罪是刑事法律的核心概念，刑事法律围绕犯罪而建构，刑事法律与民事等其他法律的最大区别在于刑事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是犯罪这一被定性为侵害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法视野下的行为是一种“较高级别”的行为，并非所有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都会进入刑事法的视野，只有影响范围达到一定广度且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刑事法的规范和调整。

在民事法领域，民事侵权等非犯罪的“较低级别”的行为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民事纠纷或内含着民事纠纷，而犯罪这种“较高级别”的行为中是否内含着刑事纠纷则不能简单作答。笔者认为，对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应当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不应盲目否定其存在。下面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

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酒后驾车回家，在地下车库见自己的车位被被害人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占用，便通过保安寻找被害人未果。于是，王某、李某拿了一支口红，在车辆的前、后挡风玻璃及右侧窗玻璃上用口红涂写了侮辱性的文字。同时，李某用其手表带上的金属搭扣先后顶住两只前轮的气门芯，将轮胎气放掉，随后，又脚踢车辆的左前门。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致使该车的左后尾灯、发动机护板、车门、引擎盖、保险杠等部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两人的行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2]

这是一起非常简单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故意损坏被害人的车辆，而损坏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程度后就构成了犯罪，之后如何进行刑事诉讼定罪量刑都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进行。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个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就能发现一些刑事法律关系之外的要素。首先，犯罪嫌疑人回家后发现车位被占，导致其车辆无处停放，犯罪嫌疑人此时即对被害人产生了怨恨的情绪，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但此时的不协调关系仍是单方面的。之后，犯罪嫌疑人寻找被害人未果，心中的怨气逐步郁积，加之喝过一点酒，便产生了报复被害人的念头并付诸实施。当被害人发现自己的车被人破坏后所产生的受害情绪和对破坏者的愤恨使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成为一种双向的关系。最后，被害人报案和公检法机关的介入使这一事件正式进入国家刑事法的视野。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演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本案中犯罪的发生起因于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怨恨情绪，而这种怨恨情绪正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纠纷的前提。其次，破坏车辆这一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有了外在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使这一纠纷的影响扩大。再次，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在公检法机关介入后并不因为国家承担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转化为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纠纷或归于消解，相反，这一纠纷仍会时时出现在国家处理犯罪的过程中并有可能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完结后仍然存在。可以认为，在整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中都可以寻觅到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纠纷的影子，纠纷与刑事案件相生相伴，但未必同时终结。

换一个角度，假设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车辆的破坏并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而只是一个民事侵权，此时未进入刑事法视野的这一事件中存在的纠纷与事实上构成犯罪后的纠纷又存在多大的区别呢？恐怕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被害人毕竟不会在破坏行为构成犯罪时才对犯罪嫌疑人心怀怨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某些案件中，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较高级别”的犯罪，还是“较低级别”的民事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些案件中，刑事法视野中的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其实共性大于异质。

二、刑事纠纷的界定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已经为刑事纠纷在刑事法视野下的客观存在提供了一个实在的例证，需要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刑事纠纷的概念。刑事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其界定应当体现出纠纷的属性和其受到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之处。笔者认为，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

（一）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犯罪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始终有其固守的领域，在纠纷这一芜杂庞大的集合体中，存在法律力所不及的领域。一个纠纷是否受到法律的规范关键在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否为法律所调整，没有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主体间的不协调关系不是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刑事纠纷受到国家刑事法律的规范，必须以犯罪为外在表现形式。犯罪的概念有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的区别：前者以具体、直观的实定法为标准，即将违反某一具体的《刑法》的行为视为犯罪；后者以抽象的、隐含的理论为标准，将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视为犯罪。对于刑事纠纷而言，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犯罪理应采取形式概念，即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特定《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之所以从形式上限制刑事纠纷的范围，是因为研究刑事纠纷的最终目的是要对接刑事司法程序，而未为某一特定时空的《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是无法进入该特定时空的刑事司法程序的。

另外，由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等待刑事诉讼程序终结时的最后判断，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最初接纳的都是“疑似”为刑事纠纷的纠纷。这些“疑似刑事纠纷”的发展演变按照其所依附的行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定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构成犯罪，则依附于这一行为的“疑似刑事纠纷”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纠纷；（2）一部分行为已构成犯罪，但由于各种因素而非罪化处理，例如被酌定不起诉，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刑事纠纷的所有要素，可以将其称之为“准刑事纠纷”；（3）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构成犯罪，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就只是民事或其他纠纷而非刑事纠纷；（4）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存在或非加害人所为，“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不存在刑事纠纷。以上四种情况中只有前两种可称之为刑事纠纷。

（二）刑事纠纷的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加害人——被害人是刑事纠纷最原初和最基本的结构。在国家承担追诉犯罪的责任之后，刑事纠纷的主体是否有所变化？笔者认为，国家的参与并未改变刑事纠纷主体的二元结构，刑事纠纷的主体仍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首先，国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内含了国家的意志，国家正是通过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来将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犯罪并纳入刑事司法制度予以处理的，因此，国家应当是刑事纠纷的评价者和判断者，而不应该是被评价和判断的刑事纠纷的参与者。一般说来，社会、国家通常被视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一般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负有维护责任的抽象主体。在对冲突进行法律评价的过程中，社会、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从来都是评价的根据和出发点，而不是评价的对象。即便是在直接侵害社会或国家利益的冲突中，也不能把国家视作法律意义上的冲突主体。[3]纠纷主体应大致处于对等的地位，如果将国家视为纠纷主体，无异于允许纠纷的一方按照其单方所制定并体现其单方意志的规则来处理其与另一方的纠纷，这种纠纷的结构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其次，不能以犯罪侵犯国家利益为由将国家视为纠纷的主体。诚然，国家需要通过追诉和惩处犯罪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并实现一些内含在刑事法律内的价值目标，但国家的这种利益应当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作为纠纷主体的利益。如果说加害人和被害人可以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自私自利”地单方面争取己方的利益，国家则需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考虑整体的利益。因此，国家在对犯罪作出处理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不能推出国家是刑事纠纷主体的结论，相反，由于国家的这种利益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反而证明了国家应当超然于加害人——被害人这一纠纷主体结构。

最后，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有可能导致国家“偷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制度忽视被害人利益。如果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并以国家——加害人之间的纠纷取代加害人——被害人之间的纠纷，被害人将在失去刑事纠纷主体地位的同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边缘化。事实上，国家既不能完全取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位置，也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利益，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的主体必将使刑事司法制度偏离其最初的加害人——被害人的基本结构。这在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中可见一斑。如果说传统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的话，那么，传统刑事诉讼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以至于无论是在对抗性司法模式还是在公力合作模式中，被害人都没有太多的容身之地。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弃儿。[4]

刑事纠纷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那么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是否存在刑事纠纷？笔者认为，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不存在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考虑到被害人一方面的缺失将导致刑事纠纷结构上的解体，从而使研究刑事纠纷的目的——解决刑事纠纷失去了意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理论上归类为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如果在实施过程中侵犯了某些具体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而产生了具体的被害人时，则会产生相应的刑事纠纷。另外，在一些危害特定区域公共安全和利益的犯罪中，例如纵火、投毒等等，由于其侵犯的是特定范围内个体的利益，因此也有刑事纠纷存在。

（三）刑事纠纷是单一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种类日益增多。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数量角度来说，犯罪逐渐从最原初的一个加害人和一个被害人的形式发展出一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或一个被害人多个加害人的形式，甚至多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的形式。对于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的犯罪来说，刑事纠纷与犯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的情况，刑事纠纷与犯罪则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一个犯罪可以对应多个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考虑到刑事纠纷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共同犯罪中，虽然多名加害人共同对被害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同加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即使发挥的作用完全相同，被害人对不同的加害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感觉进而产生不一样的刑事纠纷。在被害人多人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从有效解决纠纷的角度，将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视为一个整体并作为刑事纠纷的主体是不科学的，刑事纠纷是指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卫生厅等部门湖北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

鄂政办发〔2009〕169号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省卫生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物价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湖北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暂行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北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暂行办法省卫生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

　　省物价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在我省扎实有序地建立和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国发〔2009〕12号）、卫生部等九部委《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卫药政发〔2009〕78号）和《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发〔2009〕24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基本药物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定价、报销、监测评价等环节实施有效管理的制度，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体系相衔接。

　　第二条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

　　第三条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行全省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的工作模式，强化部门责任与协调配合。

　　第二章目标任务

　　第四条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总目标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用药，维护健康公平，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第五条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具体目标是：

　　（一）2009年底，各市（州）选择30%的县（市、区）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直管市、林区选择3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实现零差率销售。

　　（二）到2011年，初步建立起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省所有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实现零差率销售。

　　（三）到2020年，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第三章目录管理

　　第六条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范围中选择。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期，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确需配备、使用非目录药品的，由市（州）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省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备案。

　　第七条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使用非目录药品品种，应坚持防治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基本保障和基本能够配备的原则，结合我省财政承受能力和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等情况从严控制。增加使用的非目录药品从《湖北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甲类）》和《湖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药物目录》范围内选择，确因地方特殊疾病治疗必需的，也可从《湖北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乙类）》中选择。增加的药品应是多家企业生产品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的非目录药品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政策和规定。

　　第四章生产供应储备

　　第八条建立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保障体系。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规范基本药物的生产流通，完善医药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推动医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医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药品现代物流和连锁经营，促进药品生产企业、流通企业的整合。

　　第九条加强行业管理。积极组织具备条件的生产和配送企业参与基本药物的招标采购和配送，不断提高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能力。

　　第十条完善全省药品储备制度。对临床必需、价格低廉、不可替代、用量不确定，企业不常生产的基本药物鼓励企业生产，纳入省级储备范畴，保证临床需求。

　　第五章招标配送

　　第十一条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按照《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坚持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从质量、价格、疗效、科技水平、服务和保障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评价。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实行药品生产企业直接投标。集中采购实行全国统一市场，鼓励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参与、公平竞争。

　　全省实施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后，各地不得再组织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活动。

　　第十二条基本药物实行全省统一配送，依据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物流配送能力、销售规模、网络覆盖范围、诚信记录和医疗机构认可度以及配送费用等综合因素公开招标确定配送企业。

　　第十三条参与基本药物投标的生产、经营企业资格条件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第十四条基本药物实行全省统一采购价格，全省统一采购价格包含配送费用。

　　第十五条加强基本药物购销合同管理。生产企业、配送企业和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合同法》等规定，根据集中采购结果签订药品购销合同，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合同中应明确品种、规格、数量、价格、回款时间、履约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合同执行周期与招标采购周期保持一致，医疗卫生机构采购基本药物回款时间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执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湖北省综合招投标中心为全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经办机构，负责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和招标选择配送企业的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周期原则上2年一次，基本药物配送企业招标与药品集中采购周期保持一致。

　　第六章配备使用

　　第十八条建立基本药物优先和合理使用制度。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其它各类医疗机构也必须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达到一定的使用比例。具体使用比例由卫生行政部门确定。

　　第十九条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成立国家基本药物实施管理机构，指定专门部门和专人负责基本药物的管理工作。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健全药事管理组织，制定药物分类使用和基本药物使用监测考核评估制度。基层医疗机构要固定专人对本机构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情况进行监测和考核评估。

　　各类医疗机构要按照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基本药物处方集的规定，加强合理用药管理，确保规范使用基本药物。

　　第二十条全省所有零售药店应配备和销售国家基本药物。患者凭处方可以到零售药店购买药物，零售药店必须按规定配备执业药师或其他依法经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为患者提供购药咨询和用药指导，对处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审核，依据处方正确调配、销售药品。

　　第七章价格管理

　　第二十一条完善和规范政府调控与市场作用相结合的基本药物价格形成机制，加强价格监督管理，健全基本药物价格监测管理体系。生产、经营单位不得突破政府制定的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

　　第二十二条省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全省基本药物集中招标形成的统一采购价格，在国家零售指导价格规定的幅度内，确定基本药物零售价格（其中包含配送费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购进价格实行零差率销售，其他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基本药物，按国家有关价格政策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鼓励在确保产品质量和配送服务水平的前提下，探索进一步降低基本药物价格的采购方式，并探索设定基本药物标底价格，避免企业恶性竞争。

　　第八章补偿报销

　　第二十四条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成本通过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补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后，药品收入不再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的补偿渠道，不得接受药品折扣。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减少的收入，可通过增加财政补助、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和设立“药事服务费”项目等措施进行必要补偿。

　　第二十五条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物报销目录。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使用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应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第九章质量监管

　　第二十六条强化基本药物质量安全管理。加强生产经营企业责任教育，督促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基本药物质量考核评估制度。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杜绝不合格基本药物进入流通环节。严格执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完善基本药物配送管理。

　　第二十七条加强基本药物质量安全监管，完善基本药物生产、配送质量规范，对基本药物实行定期质量抽检，并向社会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加强和完善基本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建立健全药品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完善药品召回管理制度，保证用药安全。

　　第十章监测评价

　　第二十八条加强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评估。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完善基本药物采购、配送、使用、价格和报销信息管理系统，充分发挥行政监督、技术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发布监测评估报告等相关信息，促进基本药物制度不断完善。

　　第二十九条建立健全基本药物与其他药品共用的非营利性药品采购信息平台，加强对基本药物的采购、配送和使用情况的实时监控和动态监测，形成全省统一的基本药物采购、配送和使用等信息网络。

　　第十一章组织管理

　　第三十条成立湖北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负责全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省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由省卫生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物价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省综合招投标中心等部门组成，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卫生厅，承担日常工作。

　　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也要相应成立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领导机构。

　　第三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组织领导，落实政府责任，切实履行职责，坚持改革与投入并重，完善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落实财政补助政策，并与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政策衔接一致。

　　第三十二条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要加强合理用药的舆论宣传与教育引导工作，普及合理用药常识，提高全民对基本药物的认知度和信赖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第十二章附则

　　第三十三条各地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由省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组成部门按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九年十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