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

2004年7月23日　　财综[2004]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理顺政府分配关系、健全公共财政职能的客观要求。近几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在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于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从源头上防范腐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各方面认识不尽一致，有关政府非税收入的政策界限不够明确，加之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滞后等原因，政府非税收入还存在管理不够规范、运行效率偏低等问题。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明确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
　　政府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按照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彩票公益金、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不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
　　二、分类规范管理政府非税收入
　　政府非税收入应当在依法筹集的基础上，努力挖掘收入潜力，实行分类规范管理。
　　(一)从严审批管理收费基金，合理控制收费基金规模。一是严格把好收费基金审批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服务的过程中，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向特定服务对象收取的费用。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1996]29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1997]14号)规定执行，坚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其中，审批行政许可收费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凡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以及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的，一律不得批准收费。政府性基金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为支持某项公共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征收政府性基金必须按照国务院规定统一报财政部审批，重要的政府性基金项目由财政部报国务院审批。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越权审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扩大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准，禁止以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名义变相批准征收政府性基金，严禁未经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或者将行政事业性收费作为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审批，不得将国家明令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继续收取。二是继续清理整顿收费基金。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合理控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规模。三是规范收费基金征收行为。符合国家规定审批程序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范围和标准及时足额征收。未经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批准，执收单位不得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未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执收单位不得减免政府性基金。
　　(二)完善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政策，防止国有资源(资产)收入流失。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收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海域使用金，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及价款收入，场地和矿区使用费收入，出租汽车经营权、公共交通线路经营权、汽车号牌使用权等有偿出让取得的收入，政府举办的广播电视机构占用国家无线电频率资源取得的广告收入，以及利用其他国有资源取得的收入。要依法推行国有资源使用权招标、拍卖，进一步加强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确保应收尽收，防止收入流失。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应严格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出租、出售、出让、转让等取得的收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实行特许经营项目的有偿出让收入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门票收入，利用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设置停车泊位取得的收入，以及利用其他国有资产取得的收入。要尽快建立健全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制度，督促有关机构将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防止国有资产收入流失。要积极探索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权、使用权、冠名权、广告权、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有效管理方式，通过进行社会招标和公开拍卖，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参与经营，盘活城市现有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有关招标、拍卖收入全额上缴同级国库，增加政府非税收入。
　　(三)加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管理，维护国有资本权益。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是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有资本分享的企业税后利润，国有股股利、红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股权)出售、拍卖、转让收益和依法由国有资本享有的其他收益，应当严格按照同级财政部门规定执行，及时足额上缴同级国库。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征收管理方式，防止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流失。要逐步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确保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促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健康发展。
　　(四)加强彩票公益金管理，提高彩票公益金使用效益。彩票公益金是政府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通过发行彩票筹集的专项财政资金。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支持彩票机构扩大彩票发行规模，筹集更多的彩票公益金。要切实规范彩票发行和销售方式，加强彩票机构财务收支管理，监督彩票机构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彩票资金构成比例筹集彩票公益金，并及时足额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专户，不得拖欠和截留。要进一步改进彩票公益金分配管理方式，对彩票公益金实行专项预算管理，按照国务院确定的分配政策及有关管理制度分配彩票公益金，不得用于平衡预算。同时，加强对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将彩票公益金用于规定的社会公益事业，防止被挤占和挪用，提高彩票公益金使用效益。
　　(五)规范其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确保政府非税收入应收尽收。罚没收入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收取。主管部门集中收入主要指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集中所属事业单位收入，这部分收入必须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今后，随着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主管部门应当与事业单位财务实行彻底脱钩，逐步取消主管部门集中事业单位收入。作为过渡性措施，目前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应当统一纳入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实行“收支脱钩”管理，有关支出纳入部门预算，实行统一安排。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是指以各级政府、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名义接受的非定向捐赠货币收入，不包括定向捐赠货币收入、实物捐赠收入以及以不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企业、个人或者其他民间组织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行摊派，不得将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转交不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企业、个人或者其他民间组织管理。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是指税收和非税收入产生的利息收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息，统一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
　　三、完善政府非税收入分成管理政策
　　政府非税收入分成比例，应当按照所有权、事权以及相应的管理成本等因素确定。根据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凡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成的政府非税收入，其分成比例应当由国务院或者财政部规定；凡涉及省级与市、县级分成的政府非税收入，其分成比例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其同级财政部门规定；凡涉及部门、单位之间分成的政府非税收入，其分成比例应当按照财务隶属关系分别报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批准。未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批准，各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对政府非税收入实行分成，也不得集中下级部门和单位的政府非税收入。
　　四、深化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
　　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非税收入征收主管机关。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政府非税收入可以由财政部门直接征收，也可以由财政部门委托的部门和单位征收，委托征收所需费用，由财政部门通过预算予以拨付。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既有利于及时足额征收、方便缴款人，又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征收成本的原则，确定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方式。按照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要继续扩大中央政府非税收入收缴改革范围，完善中央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系统，实现中央财政、中央部门和代收银行间政府非税收入收缴信息联网，以及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政府非税收入收缴信息联网，保证地方代收的中央政府非税收入或中央分成的政府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中央财政。要加快地方政府非税收入收缴改革步伐，按照“金财工程”的要求建立健全本地区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系统。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非税收入征收工作的监督管理，确保政府非税收入按照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防止隐瞒、截留、挤占、坐支和挪用政府非税收入。
　　五、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管理
　　财政部门是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的管理机关，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纳入财政票据管理体系，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的印制、发放、核销、检查及其他监督管理工作。除财政部另有规定外，执收单位收取政府非税收入，必须严格按照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政府非税收入来源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依法纳税的，应按税务部门的规定使用税务发票，并将缴纳税款后的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各级财政部门要通过统一印制、发放、核销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政府性基金票据、罚没收入票据、捐赠票据、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等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确保国家有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政策的贯彻落实，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乱收费，从制度上规范部门和单位收费行为；监督各项政府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保证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顺利进行。要通过票据的验旧换新和票据年检工作，及时纠正和查处有关部门和单位执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政策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要严格按照《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实施中央财政非税收入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监[2004]15号)等有关规定，加强对京外中央单位使用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监督核销工作。
　　六、强化政府非税收入预算管理
　　(一)政府非税收入分步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各级财政部门要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将政府非税收入分步纳入预算管理。一是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财预[2003]470号)的规定，认真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工作。二是各级财政部门要将尚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其他政府非税收入分期分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要制定本地区政府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具体实施步骤，确保这项工作扎实稳妥进行。三是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审批权限新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按照本通知规定新取得的其他政府非税收入一律上缴国库，纳入财政预算，不得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四是要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为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实行分类管理提供制度保证。
　　(二)编制综合财政预算，统筹安排政府税收和非税收入。各级财政部门要通过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现政府税收与非税收入的统筹安排，要合理核定预算支出标准，进一步明确预算支出范围和细化预算支出项目。要继续扩大实行收支脱钩管理的范围，实行收支脱钩的部门和单位，其执收的政府非税收入必须全部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与其执收的政府非税收入不再挂钩，统一由同级财政部门按照部门和单位履行职能需要核定的预算予以拨付。各级财政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按照预算及时核拨部门和单位的正常经费，确保部门和单位工作正常开展。要尽快研究制定政府非税收入成本性支出管理办法，确保“收支两条线”改革工作的稳步进行。要建立非税收入等财政预算资金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对非税收入等财政预算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七、健全政府非税收入监督检查机制
　　为确保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的贯彻落实，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效率，应进一步健全政府非税收入监督检查机制。一是健全财政监督机制。各级财政部门要在加强对政府非税收入日常检查的基础上，按照财政部制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年度稽查暂行办法》(财综[2002]38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开展政府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工作。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要严格按照财监[2004]15号文件规定，强化对中央非税收入的直接征收、就地监缴和专项检查工作。二是积极配合审计监督。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审计部门依法对政府非税收入进行审计。三是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各级财政部门应编制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加大查处力度。对政府非税收入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除了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政法规处罚规定进行处理外，还要按照《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国务院令第281号)，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八、加快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建设步伐
　　财政部将积极推动有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行政法规的建设工作。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制度建设。条件成熟的地区，要在国家有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政策指导下，积极研究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法规制度，加快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制化进程。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努力实现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工作规范化、法制化。

新论财产罪法益——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黄桂武 刘跃挺 孟媛媛


[摘 要]侵犯财产罪的法益,直接影响各种行为的性质与认定。以不法手段取回或者夺回自己所有而又由他人占有的财物，第三者窃取或者骗取他人无权占有的赃物或者违禁品，债权人使用胁迫手段实现自己债权的行为等诸多问题是否构成侵占罪，对此存在着不同学说的争论。重新审视财产罪的法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财产罪；占有；拟制所有权；拟制债权
侵犯财产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取得公私财物，或者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
张明楷教授认为，财产犯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但在相对于本权者的情况下，如果这种占有没有与本权者相对抗的合理理由，相对于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则不是财产犯的法益。
关于财产罪的法益分析，学术界存在着众多争议。而我们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看法，财产罪保护的法益应当包括：民法的合法所有权、其他本权（含他物权、合法债权）以及我们特别提出的拟制所有权、拟制债权。
一、基于刑法占有而拟制所有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占有是人对财物事实上支配、管理的状态。 大体上说，刑法上的占有比民法上的占有在外延上要广，但是，民法承认可以通过代理人占有财物，刑法上则认为这种情况仍属于代理人占有。[1]（p192）由此看出刑法上的占有（持有、所持），是指事实上的支配，与民法上的占有不是等同的概念。日本学者为了避免混同，特地把刑法上的占有称为管理、所持。日本法院的判例也往往使用“所持”一语。[2](p186)刘明祥教授也认为，“刑法上的占有比民法上的占有更为现实，也就是说刑法上的占有必须是事实上占有，而不能是观念上占有。”[3](p40)
刑法既有补充性，又有独立性， 民法上的“占有”含义并不一定是刑法中“占有”的内容，但笔者认为，刑法财产罪中的财产与民法意义上的财产在内容上关系极为密切，我们在研究财产犯罪的应正视这一点，不应完全忽视民法财产的相关内涵。
我们认为，刑法的“占有”包括民法中以绝对违禁品为对象的持有。对绝对违禁品的事实控制排除在民法占有之外，因为绝对违禁品是特殊物，为行政法所禁止，民法自然不应对事实控制此类物品的行为规定为占有进行保护。详述之，从民法占有的两个成立要件即体素和心素进行分析，对绝对违禁品的事实管领、控制完全符合民法占有的要求，既有自己占有的意识，又有事实上的控制管领。出于鼓励人们去占有对人类社会有益的物的目的，才赋予人们对有益物的民法权利，而毒品等绝对违禁品非经合法程序及正当用途，都是有害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民法当然不予鼓励，从而也不认定为占有加以保护。根据刑法的补充性、独立性以及Hirchberg 教授的观点，私权是民法所承认的最高形态，但不是其惟一形态，民法上的承认不是刑法保护的前提，没有形成为民法上的权利的事实上的利益，也是财产犯罪的法益。[4](p326)由此，民法保护的占有不含对绝对违禁品的持有（尽管这与民法上的占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对象不同），这并不影响刑法将其纳入刑法的“占有”中给予刑法保护。况且，绝对违禁品如毒品对持有者是有事实上的利益的，他可以自己吸食满足其毒瘾需要，事实上也可以贩卖从而获利（当然，只是从事实上说，并非是鼓励此类行为）那么，这就具有了“人的生活利益”[5](p167)这一法益的本质属性，符合刑法法益的要求。
民法占有具有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的作用。根据效率原则以及出于维护社会平和秩序的宗旨，各国民法立法例都对占有的事实加以推定。在一般情况下，推定占有人的占有为以所有的意思，善意、和平、公然和持续的占有。我国《物权法》（草案）也有类似规定（第259—261条）。而权利推定的效力指占有人在占有物上行使的权利，推定为占有人合法享有的权利，至于占有人是否真正有此权利，则在他人举证推翻法律所作推定前，在所不问。此推定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因为就占有而言，事实与权利相伴者为常态，有事实而无权利者并不多见。占有之所以有权利推定的效力是基于安定法律秩序和保障交易安全的需要。由上可知，权利推定切合“动”与“静”两个方面的法律功能实现，对于现代社会意义重大。因而刑法既然保护财产关系中的占有，这就不能不承认刑法“占有”中所附带的“天然”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效果，否则，刑法对财产关系的保护就是有后天缺陷的，是不完整的。这正是刑法对民法补充性的体现和需要。财产关系包含人与物、人与人这两方面关系，而人与物的关系本质，已被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完全地囊括，当然，我们承认这些权能可以分离。从私有制产生以来，人对物的利用和物在人类社会中的价值最本质地都无法超越这一范畴。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人从物所具有的属性上发现物的价值，通过对物的利用而发展自己，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从奴隶社会私有中以物的归属为中心，到发达市场经济中以物的使用价值为中心，都无不体现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有学者说，私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石。这正是对人在物上的“所有”关系、人利用物的充分肯定。所有权的四项权能，是物对人类社会价值的最完整、最抽象的浓缩。从法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私法尚未产生之前，人与物就已经有“所有”的关系存在。“所有”是行为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状态，“所有权”则是这种实际控制状态合法性的确认。[6](p20)刑法正是将这种事实、原始的“所有”关系纳入保护范围的法。人与物的自然关系状态就已经体现了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是最原始的“所有”关系，他人不能侵犯所有人在物上的事实关系状态。调整这些关系都只依习惯进行。只有当习惯法形成、民法出现，才赋予这种原始的“所有”关系合法的外衣，称其为“所有权”。而在原始所有关系中，他人侵犯这种关系也是违反习惯而应受惩处的。由此，刑法规制的财产关系，是剥去民法合法外衣的自然事实存在状态。这当然包括民法的所有权，也包括无权原的财产事实关系，如窃贼所占有的他人之物、行为人占有的毒品。无权原的财产事实关系只是没有得到民法的确认，从法益上看，这些物对人是有生活利益的，无权原占有人能事实上从这些物上得到对其需要的满足。刑法对财产关系的规制范围比民法要广，民法占有的权利和事实推定也是对这种原始事实“所有”关系的肯定。刑法上不应对占有这种事实状态从字面上理解为仅是“占有”的本身，而应由占有推定出“事实所有”，即占有人事实上可以对其占有的物（无论合法与否）进行使用、收益与处分。所以，笔者认为，刑法财产罪法益中，应把日本刑法理论和张明楷教授观点中的“占有”法益用“拟制所有权”一词来表述，也即上文所说的“事实所有”，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实质内容的不同。
二、非法之债的刑法拟制
关于侵占他人不法原因给付物甚至例如行为人使妇女卖淫后，采用欺骗手段使妇女免收其嫖宿费的，是否构成侵占罪和诈骗罪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构成。法学家保罗认为，“债的本质不在于我们取得某物的所有权或获得役权，而在于其他人必须给我们某物或者做某事或履行某事。”[7](p283)而台湾学者王伯琦先生也认为，消灭时效完成之债务、因不法原因而生之债务或基于道德上义务之债务，学说上称为自然债务即债权人有债权而请求权已不完整。[8](p26) “犯罪是产生债的真正的和唯一的渊源”，[7](p401)也都说明了非法行为也能产生债，而并不要求债因合法。在罗马法的自然之债中，“自然”这个词完全是同“法”一词相对应而使用的，人们使用“自然”表示这些债的原因和根据存在与“公道”、“道德义务”等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法之中。[7](p304)民法上的债权是合民法性的，但在刑法所保护的债中，民法外衣已不足以囊括其范围，不合民法的债因所生之债也需要受刑法保护，相对人和他人都不能再“以不法侵害不法”的手段去侵害非法之债，而应由民法进行调整，认定债务人有无给付的义务。在不法原因给付以及嫖债这些情形中，笔者称其为“事实之债”，其性质与“自然之债”是相通的，其债因的不道德性显而易见（甚至是违法的），但“债的根据存在于‘公道’、‘道德义务’等之中，而不是法之中”。
非法之债的双方因合意而进行非法行为，其形成的事实债务摆脱了民法的约束，但却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所以，一般情况下，赌博、嫖娼的双方皆内心认可这种债。刑事司法实务中也对此类债予以刑法上的认肯，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30日《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指出，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处罚。在此，“债为保障义务的法律约束”[7](p283)中的“法律”二字在刑法上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体现了刑法对财产事实关系的保护，而并不一定只保护合民法的财产关系。这如同地球的分层结构一样，民法保护的财产合法权利关系只是地壳，民法的占有是次一层的地幔（因其并未形成民法的权利，仅是被推定为有权利），而上述非法之债（事实之债）以及违禁品的持有则是更深层次地核，这就形成刑法所保护法益上的财产完整体结构，民法意义上保护的财产权利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诚然，嫖娼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在双方对嫖娼后给付嫖资已达成合意的前提下，违背此合意的约定就更是不道德，因其违背了最起码的人性诚信信赖理念。从民法的合同理论中，同样可以得出刑法应对非法之债进行保护的结论。合同之债是债中的重要内容，嫖客和妓女双方对嫖娼后嫖客应给付嫖资达成一致，双方主体适格，对标的达成了自愿一致的合意，也就是成立了合同，只是内容不合民法，缺乏民法合同的生效要件。此嫖娼合同的成立，双方只是没有民法上的给付请求权和给付义务，但有“公道”上的义务，嫖债债务人如使用暴力等手段摆脱其内心确认的事实之债，而不是依民法进行的，则应构成对事实之债债权的刑法上的侵害。我们说“法”的一个渊源就是习惯，在《法学阶梯》中，“习惯”被定义为，“由最广泛的同意所认可的长期习俗”。习惯法是“由习俗认可的法”，债的本质在于信赖，所谓的公序良俗原则只表明民法鼓励健康积极的债，以引导经济社会良性发展，而刑法根据自己固有的目的和使命，并不受此桎梏束缚，而是对道德的最底层内容也进行规范。当今社会中，嫖娼应给嫖资已是惯识，在双方行为皆非法时，他们间的合意之债是仍受对方信赖的，以刑法禁止的行为侵犯这种债是应当构成财产犯罪的。这是一种事实之债，如同前文“拟制所有”一样，是一种事实上的财产关系。
笔者将非法之债称之为“拟制债权”，从而与前文的“拟制所有权”对应，在合法债权与拟制债权相冲突时，以法益优越原则来优先保护前者。
三、关于财产罪法益的整体反思
综上所述的关于刑法占有拟制为所有权以及非法之债拟制为债权，笔者对财产罪的法益作出概括，其包括：民法的合法所有权，其他本权（他物权、合法债权），拟制所有权，拟制债权。而刑法对各种法益的保护会有主次之分，如将国家安全列为分则第一章，将公民人身、民主权利优先于财产权利排列等。同理，每章的法益之中又会在具体罪上有所侧重，因此，笔者把财产罪的法益作如下分层：
（1）第一层为，合法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合法债权。这些在财产罪法益中地位最高，民法也将其规定为权利进行保护。正如Hirschberg教授所言，所有的利益都要由刑法与民法承认，特别是作为其最高阶段的权利要得到认可，民法就是随着私权的增加而发展的。[4](p326)这恰恰体现了民法权利在所有被刑法承认的财产罪法益中属于“最高阶层”。
（2）第二层为，以刑法占有而拟制的所有权和以非法之债（即事实之债）而拟制的债权。虽然刑法占有中绝大部分内容属于民法上的占有的内容，也受民法占有制度保护，但其毕竟不是财产法益最高阶段的民法“权利”。在民法中，本权人有权要求无权占有人反还占有之物，这正表明了民法权利比民法占有受到优先保护。刑法的占有基本是无权占有，只是根据事实基础受到民法、刑法保护，并拟制为所有权。
（3）第三层为，依绝对违禁物的持有而拟制的所有权。对绝对违禁物的持有不可能是民法上的财产权利，因其根本不受民法财产法律保护，自然其法益地位就最低了。
同一部门法中，不同性质的法益以及性质相同而内容有别的法益都有主次之分。如，刑法对人身保护比财产权利优先；民法对财产权利的保护中，本权又比占有重要，前者是积极保护，后者只是消极保护，虽然占有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可正如笔者所称，此推定的权利只是依据事实为基础的“拟制”，而不是真实合法的民法权利。作上述法益分层，为的是体现各层之间法益受保护的强弱，以便在各层法益相互矛盾、冲突时作出取舍，肯定更优的法益，放弃较次要的法益，从而指导解决现实中的财产罪疑难问题。此分层结构，正象金字塔的分层一样，最顶层地位最高，第二层次之，第三层地位最低。最顶层首先得到刑法保护，因它更具有立法优先保护性，是民法的权利；第二层不是民法权利，但受民法保护，地位次之；最底层的只是刑法基于其独立性、补充性而予以保护，维护财产秩序的稳定性，如金字塔的塔基一样，使处于上层的法益有更为坚实稳定的基石。在不同层次的法益相冲突时，立法者更应优先保护上层法益，正所谓“两利相权取其优”，笔者暂且称之为“法益抵消原则”。
根据以上论述，对财产罪各种法益学说中争议较大的问题，笔者总结归纳如下：
（1）第一类是，双方基于内心真实自愿（排除受到诈骗）而形成的财产事实关系，也即非法之债关系，如：不法担保，嫖娼之债，赌博之债等。这些行为中，双方之间对财物的交付转移是自愿而平和的，对彼此的债务也是达成合意一致的。虽不是民法生效合同，但此种合意合同是成立的。那么，这就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并非合民法的）委托关系、担保关系、或事实债务关系。纵然，民法没有赋予这些纯事实关系以合民法性，但正如Bruns所指出的那样，民法秩序并不等于法秩序，刑法是具有固有的目的和使命的法律，不能根据民法概念来理解刑法上的侵害客体（保护法益），对于刑法的解释，必须从民法思想中解放出来，因此，即使是对同一概念，在刑法上完全可以作出与民法不同的理解；刑法的概念必须在考虑其刑罚法规目的的基础上，直接根据生活事实而形成。[9](p45)因此，刑法只有先维护社会秩序的和平稳定，使财产关系保持稳定，从而再依靠民法调整救济，这样才会有良性积极的社会财产关系。Bruns的思想是，“即使是民法上不保护的、违法的利益，存在一定的事实状态时，刑法也应当保护。”[10] (p132)
关于不法担保，如债务人以法律禁止设立担保之物向债权人设立质押 ，然后债务人又从债权人处诈骗或窃回担保物的，是否构成犯罪？笔者认为构成。因为其双方真实自愿，质押合同未生效但却是成立的，先前债务也合法，只是担保物依法不能进行担保，其效力是无效的，需依法定程序予以恢复。在此时，债权人对担保物的占有具有合法根据而且是善意的，其是基于债务的有权占有，此占有与债务人对该物的所有权同属第一层财产罪法益，债务人不能以其所有权与担保物的有权占有相对抗、相抵消，两者是平等的。因此，债务人不论是偷或诈骗该担保物，都侵犯了债权人的有效占有，都能构成相应的财产罪。
（2）第二类是，单方违背对方意愿而形成的事实占有关系，如盗窃、抢劫、敲诈勒索、诈骗等。这一般是暴力的、非和平的强力占有，虽盗窃、诈骗并非暴力方式，但也违背对方意愿。虽然此类占有也可依拟制成为拟制所有权，但拟制所有权是第二层刑法法益，会被第一层的本权法益抵消掉。所以原权利人从盗窃、诈骗、抢劫行为人那里以非法手段取回其物的，一般不构成财产犯罪。现代日本刑法理论和张明楷教授对此类行为一般也不认为构成财产罪（除日本的纯“占有说”和极少数折衷说外）。[11](p505以下)此类非法占有人的拟制所有权只能对抗其他一切第三人。当然，对原权利人的非法手段也应有所限制，否则有可能侵犯不法占有人的其他刑法法益。笔者认为，原权利人的非法手段原则上应以自救行为为衡量标准，从其时间、手段等方面进行限制。如果手段超出自救条件限制，一般应只限于盗窃、诈骗等性质平和的手段方式，否则可能构成非侵财的其他犯罪，如把非法占有人打成重伤而夺回其物的，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另外，日本的胁迫罪等也值得我国加以研究借鉴，以完善财产犯罪的保护体系。
在我国物权法制定之际,借以探讨民法与刑法关于财产的“占有”概念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我们在文中提出了刑法财产罪相关争议若干新的概念术语和解决途径，最后笔者认为，
进一步加强民法与刑法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论讲义[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
[2][日]大冢仁.刑法概说（各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 Vgl. Hirschberg, Der Vermogensbegrigg im Strgrecht, 1934, S. 326f.
[5]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6]王晨.诈骗犯罪研究[M].2003年版.
[7][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8] 转引自:王泽鉴.债法原理（一）[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9] Vgl. Bruns, Die Befreung des Strafrechts von Zivilistischen Denken., 1938, S. 45f.
[10] [日] 林擀人.财产犯的保护法益[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
[11] 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