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

　　
　　（2006年7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相关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建设工程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职业卫生安全等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必须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障的权利，并应当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建立、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应急救援体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责任制和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督促、支持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需要，建立或者确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监督、指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其他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并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八条工会应当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行业协会应当根据行业特点，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对本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指导，提供安全生产管理和技术咨询等服务，加强行业自律。

　　第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

　　第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切实加强安全文化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提高生产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防范事故的能力。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单位应当开展安全生产公益性宣传，履行公众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义务，加强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舆论监督。

　　第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安全生产保障措施

　　第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下列安全生产要求：

　　（一）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等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行政许可；

　　（二）生产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要求；

　　（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并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四）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

　　（五）在有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六）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七）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八）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九）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特种作业人员依法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负有下列责任：

　　（一）建立、健全并组织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组织制定并督促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三）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和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使用；

　　（四）组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五）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六）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组织事故抢险，配合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七）向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报告安全生产情况，接受工会、从业人员、股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本单位各级、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内容和考核要求，形成包括全体从业人员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安全生产工作例会；

　　（二）安全生产的教育和培训；

　　（三）安全生产检查及事故隐患的整改；

　　（四）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检测；

　　（五）危险作业的现场管理；

　　（六）劳动防护用品的管理；

　　（七）安全生产责任和奖惩；

　　（八）安全生产台账的管理；

　　（九）应急救援措施；

　　（十）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

　　（十一）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内容。

　　第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障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保证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海上作业等危险性较大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交纳风险抵押金。

　　第十七条矿山、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五十人的，应当配备不少于两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在五十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五十人的，应当配备不少于一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三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不少于两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鼓励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或者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第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决策；

　　（二）参与制定并督促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执行；

　　（三）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制止和查处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

　　（四）发现事故隐患，督促有关业务部门和人员及时整改，并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五）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推广安全生产先进技术和经验；

　　（六）参与本单位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的安全性能检测及事故预防措施的制定；

　　（七）参与本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的审查，督促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使用；

　　（八）参与组织本单位应急预案的制定及演练；

　　（九）协助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对事故进行统计、分析；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工作。

　　第十九条矿山、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生产经营单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考核不得收费。

　　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培训合格。培训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所需经费应当列入负责培训部门的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省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按照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制定并公布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培训考核大纲，协调培训计划，规范培训行为，提高培训质量，避免重复培训和考核。

　　第二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记录应当由从业人员本人签名。

　　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办理工伤等保险；

　　（二）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三）了解作业场所、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范和应急措施，获得符合国家规定和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四）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五）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紧急情况时，可以停止作业或者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六）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后依法要求赔偿；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工会应当维护从业人员依法享有的安全生产权利，及时制止生产经营单位侵害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带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二）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三）及时报告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

　　（四）参加事故抢险和救援；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安全标准设计规范进行设计，并报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审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应当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和使用前，安全设施应当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验收合格；未经验收合格，不得投入生产和使用。具体办法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采取下列监控措施：

　　（一）建立运行管理档案，对运行情况进行全程监控；

　　（二）定期检查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态；

　　（三）按照国家规定对设施、设备进行检验、检测，定期进行安全评估；

　　（四）在重大危险源的明显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所在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申报重大危险源，并至少每半年报告一次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的实施情况。

　　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生活、储存区域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周边防护安全距离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

　　第二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履行统一管理的职责。

　　发包方、出租方发现承包方、承租方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劝阻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教育、督促从业人员正确使用。禁止以现金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的提供。

　　生产经营单位在购买劳动防护用品时，应当索取产品检验合格证，并归档保存。

　　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设备（构件）吊装拆卸、高空悬挂和有限空间等危险作业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制定施工方案、安全操作规程，采取安全防范措施，设置作业现场的安全区域；

　　（二）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专业人员施工；

　　（三）确定专人进行现场统一指挥；

　　（四）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

　　第二十九条使用机械冲压设备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以及标准要求，安装和使用安全防护装置，并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对机械冲压设备的安全性能进行定期检验、检测。

　　从业人员发现所操作的机械冲压设备不符合前款规定时，有权停止作业。

　　第三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建筑施工单位应当依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鼓励从事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交通运输、高空悬挂作业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和雇主责任险；鼓励人员密集场所的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公众责任险。

　　第三十一条工会有权对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进行监督，提出意见。

　　工会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侵犯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纠正；发现生产经营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发现事故隐患时，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发现危及从业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生产经营单位建议组织从业人员撤离危险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即作出处理。

　　工会有权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承担安全评价、检验、检测、认证、咨询、安全培训等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按照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经营范围从事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活动，并对中介服务结果负责。

　　第三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实施行政许可。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状况，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严格检查；发现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处理。

　　第三十五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应当互相配合，实行联合检查；确需分别进行检查的，应当互通情况，发现存在的安全问题应当由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其他有关部门并形成记录备查，接受移送的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处理。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生产经营单位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人员，并责令其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应的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相应的设施、设备。

　　第三十六条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本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管理，行使以下职权：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当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建议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答复；

　　（四）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排除；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改正的，应当报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五）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应当在责令排除的同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并报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和协助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监督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应当形成书面记录，并存档备查。

　　第三十八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应当予以劝阻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九条在居民区（楼）、学校、医院、车站、码头、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距离内，不得设置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等危险物品的生产和储存场所；已经设置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在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等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区域的安全距离内，不得建设居民区（楼）、学校、医院、车站、码头、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已经建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第四十条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全省重大危险源信息监管系统，对重大危险源实施省、市、县（市、区）三级监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重大危险源监管信息和其他科学数据，组织专家对重大危险源的状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四十一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对收到的举报进行登记。经受理的举报事项，在调查核实后，应当形成书面材料；需要落实整改措施的，报经有关负责人签字并督促落实。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对举报者实施报复的，应当及时依法查处。对举报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有功人员，应当给予奖励。

　　第四十二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通报制度，在有关媒体上公布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的重大违法行为及处理情况，并将有关情况记入该单位信用信息。

　　第四章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四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第四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并将所制定的预案及时报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的指导，使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救援预案与当地人民政府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

　　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单位负责人应当即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瞒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等原因，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的，应当作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存、保管现场重要痕迹和有关物证。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第四十六条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上报事故情况、组织事故抢救、进行事故调查。

　　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及时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当地公安、司法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有关责任人员逃逸或者转移、隐匿财产。

　　第四十七条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意见。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事故调查，不得阻挠、干涉对事故的依法调查、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责任人员的处理。

　　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具体办法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并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予以批准、许可、颁发证照、验收通过的；

　　（二）对应当依法制止和处理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未予制止和处理的；

　　（三）对发现的事故隐患未采取相应措施的；

　　（四）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未按照规定组织救援的；

　　（五）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的；

　　（六）阻挠、干涉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或者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

　　（七）违反规定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

　　（八）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的追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

　　（二）未按照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或者交纳风险抵押金的；

　　（三）未按照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四）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第五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审查同意的；

　　（二）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三）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

　　第五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用现金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进行高空悬挂和有限空间等危险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进行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机械冲压设备未按照规定安装和使用安全防护装置或者未按照规定对机械冲压设备进行定期检验、检测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予以关闭；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

　　第五十七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有关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第六章附则

　　第五十八条本条例下列用语含义：

　　危险物品，是指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物品。

　　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重大事故隐患，是指生产经营作业场所、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可以导致重大事故发生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隐患。

　　第五十九条本条例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




浅议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与废

张辉蝗


内容提要：
我国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审判制度中的一大特色，它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合议庭和独任庭所审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作出决议，从这一制度设立以来，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不断增强，法官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该制度的存在已经阻碍了司法独立原则的实现；影响了司法公正、公开原则的落实；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同我国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格格不入等等 。继续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缺乏科学依据。因此，本文从分析这一制度创设过程及曾经发挥的作用入手，紧密结合我国当前的审判实际，分析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废的利弊，全面阐述了作者本人关于该制度应该废除的理由以及即将废除和废除后的设想（全文9824字）。


引言：
前不久，多家媒体报道了福建省周宁县一少女被人强奸后，经其父母反复做思想工作，方才到该县公安局报案。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陈长春以找该少女了解案情、核实证据为由，在办公室里再次强暴了她。案发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起福建省公安厅和宁德市委督办的重大案件，一审法院以陈长春犯强奸罪、妨害作证罪仅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该判决结果还是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和把关而出炉的。如此重罪而轻判，怎么不令世人发指！后虽经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陈长春有期徒刑12年，承办该案的原一审法院刑庭庭长阮金钟也被刑事拘留，依法受到了追究。但是，这起典型的法官枉法裁判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职能的反思，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审判委员会的存在、组成及其功能；再次使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存与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笔者虽深知该制度一时还难以取消，但其与现代司法理念有很多相悖之处，到底还能保存多久很难保证。为此，笔者再来谈点个人之见，以期与学者、同仁商榷。
一、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创设的原因及其作用。
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裁判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进行审判。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虽然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相同或类似，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 195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新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法院组织体系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基本原则，并在各级人民法院内设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1955年3月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确立起来。1983年9月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制度。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法官的素质整体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国民党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当时的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审判组织和审判方式也都延用原来的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案件的作法。
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自设立以来，曾在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确实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新中国几十年来审判活动的总结和审判经验的结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以形成决议，这既有利于发挥审判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的积极性，使每一位委员都积极参与案件的讨论，各抒己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又有利于集思广益，集中审判委员会每一位委员的的正确意见，形成集体的决议。这样，既充分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又克服了个体既有的局限性，依靠集体的力量，形成正确的决定。
其次，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法官对案件的初步意见，完全有可能不被审判委员会采纳，即使案件已经审结，相应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也有可能被审判委员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这就有力地监督、约束了法官。法官只有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其意见才不会被审判委员会否定，并形成最终的判决；法官也只有努力钻研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才能正确判案，提出正确的处理意见，才能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一致。这样，审判委员会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质，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审理。
第三，法官们在审判工作中，经常要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因为法官也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朋友、熟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尤其是在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农村的基层人民法院，整个市区人口就不多，法官往往又都是本地人，加上工作关系、同学关系、亲戚关系、部门关系等等，法官们认识的人就更多了，法官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保障他们不受社会干扰的“隔离带”。“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托人”，更何况从确立“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来，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就要求法官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各种关系就更复杂了，法官们在工作中面临的各种影响也就更多了。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无疑分担了法官们所面临的一些压力，甚至是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压力。当法官们顶不住外部的压力时，就将案件交由审判委员会定夺，自身卸了包袱。
另外，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单就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下发的大量的司法解释而言，审判委员会就功不可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也在总结本院及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经验，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断探索、拓宽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还“主动督办案件”，敦促审判人员在审限期内结案；一些地方法院还由审判委员会制定在本辖区内统一的审判规则，在一定区域内统一了执法标准，便于法官们准确及时地适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都是审判委员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给审判委员会的继续存在找到了看似十分充分的理由。
二、关于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弊端。
《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作为法院内设的最高审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它担负着对重大疑难案件的研讨，对审判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其他与审判工作相关事宜指导的重任。自设立至今，在抵御司法干预，保障司法独立，把好案件质量关以及统一司法尺度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选任，合议庭作用的有效发挥，现行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它阻碍了司法独立原则的实现；影响了司法公正、公开原则的落实；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同我国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格格不入等等。因此，继续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缺乏科学依据。
首先，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悖。司法权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诉争的权力，它应当是独立的、超然的，应当交给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法庭，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的实践表明，它一直按行政方式管理审判组织、管理案件，尽管审判委员会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但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审判委员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而院长的司法职权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审判委员会本身的功能大为走样，法院院长往往在遇到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时，以注意办案的社会效果为由，主动把案件提交给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拿意见，然后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审判委员会。显然，审判委员会并不能发挥帮助法官抵制外界干扰的作用，反而成为行政权等外部权力影响司法权最便捷、最隐蔽的通道。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也使得合议庭制度、独任审判制度流于形式，法官独立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悖。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实体公正则又是程序公正的体现。而审判委员会制度恰恰在断案程序上严重违了程序法。一方面，它违反了审判公开原则。法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的案件外，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宣判活动应当公开进行，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除休庭评议外，应当把法庭审理的全过程公诸于众，还要将审理案件的人员予以公开，以利于社会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专横。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进行的，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同时，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具体由哪些委员组成，一般不予公开，当事人也无权参与，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它严重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也称直接审判原则，指“凡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的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然而审判委员会审断案件，往往不去亲自阅卷，对认定事实的证据也不是从法庭上直接获得，没有听取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而主要是通过听取汇报，间接了解案情，在法庭审理外进行认证，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
另外，审判委员会制度还违背了回避制度。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权申请那些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别关系的司法人员回避。申请回避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案件公正裁判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生活在社会之中活生生的人，司法人员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从脱离各种人际关系。设立回避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司法人员在当事人间的争讼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塑造司法独立、公正、公平、民主的形象，树立司法权威。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且不定期进行，有哪些人参加讨论、何时讨论，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并不知道，而且我国法律对于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程序，没有任何规定，因而当事人无法对审判委员会申请回避。此外，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组合议庭审理，这是对再审和重审案件规定的一项特殊回避制度。但是，如果该案件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审或再审时，同一法院不可能再另行组成审判委员会去审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目的无法达到。
第三，审判委员会制度有碍于司法效率。市场经济要求通过社会对资源进行合理、高效的配置，追求效率是其本质。司法也存在是否快速有效的问题，存在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这就是司法效率问题。在司法过程中，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充分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实行错案追究制的鼓噪下，由于各级法院对错案的判断标准不统一，且有扩大范围、层层加重的倾向，从而给法官造成相当的压力，使得改革以来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案件本来已逐渐减少的趋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一些法官一旦遇到有点疑问的案件或新型的案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请示主管副院长乃至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着性、任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庭往往对案件不能作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又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程序在法律上存有巨大的缺陷，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随意性和时间的不确定性，造成司法实践中，只有当需要讨论的案件积压到一定数量，并在各委员有充分的时间后才予启动，法院的年终“突击”、“会战”并不鲜见，这样不仅司法程序遭到破坏，无法保障司法公正，而且也造成司法效率低下。
第四，审判委员会委员资格的确认不尽合理。审判委员会是审判组织，应由符合其自身特点和职责要求的人员组成，而现有的审判委员会则沿袭了我国行政管理机制的传统模式，委员们基本上是由院长、副院长、审判业务庭庭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如负责纪检的、党务的等人组成。即看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很少考虑其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高低，委员成了一种政治待遇；而取得了资格的又是终身“享用”，除非是退休或调出；并没有去根据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而选用现有法官中的优秀者，而是依职权论资排辈，甚至为平衡而将委员资格作为一种荣誉授予一些老同志，这些委员往往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接受新知识慢，法学理论水平较低，仅靠老经验办事，难以胜任飞速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如某基层法院现有委员9人，真正具有法律本科学历或具有法律知识的其他本科学历的仅为1人；50岁以上或接近50岁的却为8人，年龄结构老化，知识结构低下。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一个相应的考核约束机制，一方面，有的案件汇报人不能及时提交案件审理报告，也有的委员事前根本没有看案件审理报告，往往是临阵磨枪，打无准备之仗。另一方面，疑难案件大多由于事实难以认定，证据难以取舍，适用法律难以确定，裁判难以作出。而现在的委员们往往只注重精通或熟悉某一方面的法律业务知识，对其他门类非常陌生，讨论到自己熟悉、关心一块的案件时，尚能积极发言，可讨论到其他门类的案件时，冷眼相观，人云吾云，没有主见，出了问题，往往是由审判委员会这个集体来承担责任，而实际上谁也不负任何责任。有的承办人汇报本身就没有抓住案件的重点、焦点和难点，委员们听汇报自然也就成了“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难以全面了解案情；也有的承办人汇报时故意带有主观片面性， 往往将委员们引入“歧途”，难免使委员们的表态出现误差，福建省周宁县法院所办理的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强暴少女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第五，审判委员会没有真正当担起总结审判经验的责任。总结审判经验是审判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在审判方式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显得更为重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委员们在很大程度上忙于应酬待人接物，忙于对个案的讨论，没有真正静下心来，认真地总结一下以往审判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有的审判委员会年初虽然也确定了总结经验的计划，但是到了具体的工作中，委员们没有去留心观察，去深入收集审判实践中的好做法。一年下来，两手空空，但他们却以长年累月忙于行政事务为借口而感到未完成总结经验计划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有的委员虽然有总结审判经验的这种想法，却因自己的年龄偏大，素质偏低，难当此任。也有的委员虽有这份能力，也有这份热情，但他们既怕落个好出风头、好显露自己的“坏名声”，又怕一次提交了总结经验材料，下次还得“能者多劳”，不得不也缩起头来。长期以往，大家也都习惯于只讲个案指导，很少搞审判经验总结了。
三、关于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及其废除的设想。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司法环境下的产物，在职业法官素质较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它所要求并推动的司法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发展，以及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更加民主、科学、公正、公开，更加规范和完备，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与这些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了。因此，我们应该要把握好契机，积极稳妥地建立起新的工作机制，切实当担起实现人民法院世纪主题的重任。虽然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要彻底废除还很困难，需要经历一个缓冲阶段，但是废除是一个必然趋势，不可避免。那么，现在如何做好这里面的衔接工作及废除审判委员会后的审判工作呢？
首先是要进一步缩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只有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或指令再审的案件，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和抗诉的案件以及新类型的案件，法律无明确具体规定的案件，合议庭意见有重大分歧的案件，才可予以讨论，其他案件一律不得入内。
其次是要严格执行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规程。凡提交讨论的案件应由院长或分管副院长把关，否则不予讨论。委员们收到审理报告后，应认真阅读，设立专门笔记，理出发言提纲。讨论案件时，应让合议庭成员列席审判委员会，补充承办人汇报中的不足。或有意不汇报的内容；必要时还可特邀检察长或一些审判骨干列席会议，允许他们发言，认真听取他们对个案的具体处理意见，但不赋予他们最后对案件处理的表决权。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仅让案件所在庭庭长列席会议现象，因为原来的做法实际上是混淆了行政权和审判权的概念和界线。
第三、审判委员会应该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每年都应确定总结经验的计划，并落实到每个委员，每年按不同的审判专业，每个委员或几个委员共同完成一定数量的针对性的经验总结。同时，注意学习借鉴上级法院，兄弟法院的先进审判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结合本院实际提出改进意见。对总结出的不同类型案件的审判规律，各类案件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应归纳汇总，建章立制，真正发挥总结经验的作用。使审判规范、科学、合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
第四、审判委员会废除后应设立专业化审理、研讨、咨询案件小组。可由原审判委员会委员改任各小组组长，针对不同专业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研讨，总结该类案件的审判经验，确立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裁判基调，指导该类案件的直接审判，为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提供业务咨询，最后仍由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自由裁量，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恰当地作出裁判，自负其责。切实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具有“暗箱操作”之嫌的这种违背现代司法理念审判工作机制的问题。
第五、进一步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庭的作用。选派理论功底深、办案速度快且正确率高的优秀审判人员担任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并根据全院审判工作量和在编人数确定设置若干个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职位，一般以不超过全院总人数的20%为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审理案件，撰写裁判文书，其他工作交由审判辅助人员处理。这样，既提高了审判效率，又注重了办案质量。
第六、应该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以便更好地统一司法尺度，保证案件质量。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公布案例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中予以借鉴，但是中国现行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判例制。这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一个障碍。也使得在审判委员会取消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能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可能对同类案件作出极然相反或有重大区别的结果。因此，要实现中国法治的现代化，就必须按照客观规律设计、制定中国的法律制度。
　　即在坚持以成文法为主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判例制度，以判例制度的典范性、互补性和即时性，弥补因成文法过于原则、抽象所造成的僵死或者滞后。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即不应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也不应该割裂自己的历史传统，更应当按照规律办事。以成文法和判例相结合的法治体系，是符合立法、司法客观规律的，是当代世界各国法治发展的大趋势。
　　当然，我国决不能照搬西方法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确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其一，判例必须是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或者经其认可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权力需全国人大的授予。其二，判例与制定法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只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规定不完善时，才能适用判例，以判例弥补法律的漏洞。其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判例的适用行使法律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判例的适用有立法监督权，即有权审核并废止某一判例。其四，判例的运用，原则上限于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对刑事案件的审判，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参考书目：
1、《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苏力的论文《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
2、《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北京大法律系副教授陈瑞华的论文《正义的误区——评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
3、《人民司法》2001年第2期朱建新的论文《浅论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4、李晓辉.《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几个问题》.当代法学，2000，(1)。
5、蒲坚.中国法制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